《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一部著作。《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
张仲景生卒年代约为公元150—219年,与大家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曹操(155—220)、刘备(161—223)、华佗(?—208)是同时代的人,了解其生卒年代,有利于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伤寒杂病论》成书的社会背景。
张仲景的生平事迹,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皆未记述。《伤寒卒病论集》(汉·张仲景)、《针灸甲乙经序》(晋·皇甫谧)、《史通·人物志》(唐·刘知己)、《伤寒论序》(宋·林亿等)、《医说》(宋·张杲)虽涉其人其事,也只是只言片语。至明·李濂《医史》才有《张仲景补传》,清·陆九芝有《补后汉书张机传》。
据宋臣林亿等《伤寒论·序》引唐代甘伯宗《名医录》云: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其后,明清的一些地方志和医家传记,就有了较多的类似记载。
张仲景祖居南阳,据考为东汉南阳郡涅阳人。古涅阳在今河南省邓州市稂东镇西北1.5公里的张寨村,光绪末年(1908年)张寨村北城门尚存,城门上有“古涅阳县”石刻铭文碑额。这个地方,属于中国古代楚国的北部,因此可以说张仲景为楚人,在他的著作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楚国方言的特征。如“桂枝不中与之也”,“不中”犹言不可,至今仍为河南方言。又如“熬”的含义是“炒”,这也是古代楚国的方言。
仲景师从同乡张伯祖,且医术超过他的老师。《伤寒论序》所说的“识用精微,过其师”,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写照。张仲景后来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人,著有《伤寒杂病论》传世,成为中医多学科的奠基和中医学术发展的源泉。可见师带徒的教育方式,同样可以培养出中医大家。
据《太平御览》卷722引《何别传》曰:“同郡张仲景总角造,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意思是说,仲景在年少时向他的同乡“心理学家”或“预测学家”何咨询,看看他将来适合从事什么职业,何说,您的性格内向,善于深思熟虑而不张扬,以后(如果为医)将是一个高明的医生。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就像何所预测的那样。
宋臣《伤寒论序》引《名医录》云:“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但此事无正史可考,因《名医录》已佚,宋臣序就成了这件事情的最早记录。 明代崇祯五年(1632年)在南阳城东,有园丁在菜园掘井,挖得一块石碑,上书“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11字。此碑现存南阳医圣祠,石刻风格每见于晋末至南北朝间,碑框花纹、配画,和晋末至南北朝间的石窟造像相仿,其图式也像是该时期的格调。1981年在修整祠墓的过程中,发现深埋积土中的碑座后面,有“咸和五年”4字,咸和是晋成帝司马衍的年号,咸和五年即公元330年,距仲景逝世仅一百多年。碑座4字与大量东晋碑的署年字体相仿,但是偏于一旁,当是石工试刀时所刻。碑座所刻纹路和与汉晋时期琢石的方法也相仿,似是晋代物品。但碑座为汉白玉,碑身为青石,字体又和碑座年号的字体不同。显然碑身比碑座要晚。此碑如果出自晋代,这对考证仲景是否做过长沙太守应当有重要参考价值。不过此碑对仲景的称谓,除“长沙太守”外,还有“医圣”一词,那么医学界是在何时把仲景称为“医圣”的呢?
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这里对伊尹才只是称“亚圣”,此时仲景在医学界,显然还没有和“圣”字沾边。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直呼“仲景”。王焘《外台秘要》直言“张仲景”方,也没有出现过直接和“圣”有关联的说法。
公元1065年,宋臣《伤寒论序》云:“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这里是说仲景的工作是祖述大圣人之意,也就是秉承古代大圣人的精神或思想,显然不是说仲景本人就是圣人。
1144年,成无己刊印《注解伤寒论》。1156年成无己已经90岁,出版了《伤寒明理论》,在这两本书里,也只是说张仲景所做的工作是类似圣人所做的工作,这和宋臣的《伤寒论序》口径基本一致,还是没有直称仲景为“医圣”或“圣人”。 1182年,金人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序》才有了“仲景者,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备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的说法,至此才始称仲景为“亚圣”。
1526年,也就是明嘉靖五年,李濂著成《医史》,言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这恐怕就是根据了刘完素等人的说法。
1589年,方有执在其所著的《伤寒论条辨》中说:“夫扁鹊、仓公神医也,神尚矣。人以为无以加于仲景,而称仲景曰圣。”时在明代,此后称仲景为“医圣”者才逐渐多了起来。
仲景墓碑号称是在1632年被“发现”的,假如医圣祠之墓碑出晋代,那么由晋唐至宋元的医家为什么不称仲景为医圣呢?因此我个人认为,此碑应是明代所刻。
明代人为一个被后世所敬仰的汉代医家修墓树碑,用了仿汉晋的花纹图案作妆饰,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完全能够做到的。碑座或者可以用旧物,当然也不能排除其字是石工在试刀时随意为之。既然石碑出自明代,其长沙太守说则显然来自宋臣《伤寒论序》。这样也就不能据此墓碑判定仲景是否任过长沙太守的事了。
不过我们评价仲景其人,并不在于他是否真的做过长沙太守,而在于他对医学的贡献。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他是第一个创立“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医学家,是辨证论治诊疗方法在临床上应用的奠基人,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开拓者。自宋代以后,医家常以“长沙”指代仲景或仲景著作。如黄元御著《长沙药解》,陈修园等著《长沙方歌括》,吕履著《长沙用药十释》,日本人著《长沙证汇》等等,其中的“长沙”,皆代仲景或仲景著作。而在其他中医学的著作中,以“长沙”作为仲景代称,则是很常见的事情。
据李廉《医史·张仲景补传》和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仲景行医于荆州、襄阳、长安、许都一带,医术精于张伯祖,“大有时誉”,“为名医”,“为上手”,为“一世之神医”。
张仲景的著作主要是《伤寒杂病论》16卷,而且该书在流传过程中,不得已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其他如《五脏论》等,因已亡佚,则无从考证。
宋·张杲《医说》有如下记载:“杜度,不知何许人也,仲景弟子,识见宏敏,器宇冲深,淡于骄矜,尚于救济,事仲景,多获禁方,遂为名医。”“卫汛,不知何郡人也,仲景弟子,知书疏,有小才,撰《四逆三部厥经》及《妇人胎脏经》、《小儿颅囟经方》三卷,皆其所制,知名当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12子部,在《注解伤寒论》书名下案云:“以余考之,王叔和似是仲景亲授业弟子,故编定其师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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