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序

医学盛于上古，而衰于后世。自黄岐立法，定经脉，和药石以治民疾，天下遵守，莫之或贰，于是有和、缓、扁鹊、文挚、阳庆、仓公之徒相继而起，各传其术，以博施当世，而方药至张仲景而立极，厥后皇甫谧、王叔和、孙思邈祖述而发扬之。起废痼，润枯毙，含生育物，绝厉消沴，黄岐之道，于斯为盛。自唐以降，其道日衰，渐变古制，以矜新创。至于金元，刘完素为泻火之说，朱彦修作补阴之法。海内沿染，竟相传习，蔑视古经，倾议前哲，攻击同异，辨说是非，于是为河间之学者，与易水之学争，为丹溪之学者，与局方之学争，门户既分，歧途错出，纷纭扰乱以至于今，而古法荡然矣。

夫医虽艺事，而拯疾痛，系生死，非芝菌星鸟之术，可以诡诞其辞也。阴阳有纪，五行有序，脉络有度，非博辨横议所能推移其则也。一病之作，古今如一，非风俗政令有时代之异也。一药之入，顺逆俄顷，非百年必世可虚遁其说也。然而宋元以来，数百年间，人异其说，家自为法，按之往籍，则判若水火，综其会通，则背若秦越。夫岂民有异疾，药有异治哉？俗学废古，恶旧喜新，务为变动，以结名誉，凡在学者，莫不皆然，而医其一也。故脉诀出而诊要亡，本草盛而物性异，长沙之书乱而伤寒莫治，刘朱之说行而杂病不起，天下之民，不死于病而死于医，以生人之道，为杀人之具，岂不哀哉！故凡艺或可殊途，唯医必归一致，古经具在，良验难诬，有识之士，不能不是古而非今矣。

余少好医学，博览方籍。读黄氏《素灵微蕴》、《伤寒悬解》，其于黄岐秦张之道，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于是乃求其全书，积二十年不可得。岁在己丑，承乏馆陶贡士张君蕴山为掖校官，得其书六种，录以畀余，乃得究其说，而益叹其学之至精。长沙而后，一火薪传，非自尊也。

余既刊《素灵微蕴》、《伤寒悬解》、《长沙药解》，而《四圣心源》为诸书之会极，乃复校而刊之。粗举源流正变，以引伸其说。世之为医者，能读黄氏书，则推脉义而得诊法，究药解而正物性，伤寒无夭札之民，杂病无膏肓之叹。上可得黄岐秦张之精，次可通叔和思邈之说，下可除河间丹溪之弊。昭先圣之大德，作生人之大卫，不亦懿哉！若乃规囿习俗，胶固师说，未遑研究，骇其偏矫，失后事之良资，为下士之闻道，则非余之所敢知矣。

道光十二年冬十一月阳湖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