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草药比较研究益处多

朱明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西药学在天然草药的研究领域有交叉与重叠，但现代化学合成药与天然传统草药配方的筛选与使用原则不尽相同，运用化学识别模式来判定中药整体疗效与有效成分相关性及其权重的方法并未带来实质性的突破，而中药药性理论与相关药理模型的研究也显得踯躅不前。而此时，针对中西同源或共有草药品种进行细致而全面的比较研究，或许会为今后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启示。中西同源或共有草药品种很多，相关研究也不少。比如菊科植物牛蒡，西方人习惯食用其茎叶；中药里却多用它的果实，李时珍称之为大力子。牛蒡的茎叶具有丰富的天然植物纤维，西方以及东南亚不仅将其作为美味的佳肴，并将其作为食品添加剂制备保健食品。相关的药理实验表明，牛蒡的茎叶和根部还显示出一定的促生长作用。所以，把东西方针对同一植物的不同用途结合起来，人类对牛蒡的认识便更加全面了；由于使用的部位不同，该资源整体的利用率也得以提高。类似较为突出的例子还有华北大黄，俗称红梗菜、山大黄，属蓼科大黄属，其根茎是药用大黄的一种替代品，主产于我国的河北和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在西方，这种植物被称之为庭院大黄或食用大黄，为西方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果蔬，常作为开胃剂或正餐后的甜点，脍炙人口。其主要被利用的部分是它长长的红色的叶柄，其中含水量高，质地柔嫩肥厚，富含植物纤维、胡萝卜素、尼克酸等具生理活性的有机酸等。其栽培的历史可溯源于公元17世纪（意大利东北部）。在西方各国城市的食品超市中随处可见。由于内含丰富的可食用性纤维素，这种红梗具有促进胃肠蠕动、软化肉食、清除油腻、排除体内毒素和缓泻的功用，所以是著名的绿色食品。可惜目前国人对它的营养与保健价值认识不足，尚未有效地综合利用起来。中西草药品种的比较研究，不仅能丰富我们对同源品种的认知，拓展我们的视野，而且还有益于从源头上寻找中西方传统草药的共性特征。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本西方医学的经典——阿维森纳之《医典》，它被誉为公元12世纪西方医药学的百科全书。该书最早用阿拉伯文著成，但自公元12世纪起，就被先后译为拉丁文、乌尔都文、土耳其文，以及其他各种欧洲文字，在欧洲的大学里作为权威性的医学教科书沿用了600余年。目前该书的英文中译本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付梓发行。《医典》第1074条中列举了莳萝、亚麻子、草木犀、甘菊、芹菜籽、苦杏仁，作为一切初级热性的药物。在第760条涉及“与饮食相关的摄生法”内容中指出：“在冬季，（人们）应进热食；而夏天，宜进凉的或微温的食物。”在第762条中又补充说：“若食物属寒性（如黄瓜、葫芦），可用其属性相反物（如洋葱、韭菜）来调和；若食物为热性，则可用寒性食物（如黄瓜、马齿苋）佐制。”由此可见，阿维森纳基本脉承了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和盖仑医学的医学体系，如《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就曾指出热平衡冷，冷平衡热；而阿氏从草药学上，把这样的宏观医学思想在医疗实践中具体化了。不仅如此，他在书中对湿润性的药物与食物、干燥性的药物和食物均有详细明确的界定。总之，《医典》中关于环境与人受到寒热燥湿四原性的变化影响、以及天然药物与食物具有寒热燥湿的配属特性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与中医药学有着明显的可比性，很值得发掘和研究。进而言之，如果把天然药物与食物的药性置于自然环境中进行整体考量，势必得出关于每个品种整体功用趋向性的结论，即其相对于环境与人体之寒热燥湿的属性——这可谓草药学药性理论研究之瓶颈。东西方的传统医药学于此皆有深厚的实践积淀与丰富的研究线索。因此，我们应当从中汲取营养，观其大略，全面而系统地把握药性研究的来龙去脉，从而才可能创造与建立起符合“天人相应”基本规律的中药药理模型。